不懂“游民”就不懂《水浒》，不懂《水浒》就不懂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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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看不懂中国人，多半是因为你不懂“它”。
闻一多曾经引用英国著名学者赫尔伯特·韦尔斯的话说：
“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，斗争着一个儒家、一个道家、一个土匪。”
我认为，此说极为精准。
和儒家、道家相比，这个“土匪”，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上不了台面，也少有人提及，但其真实地位却举足轻重，常常居于首位。
儒家、道家不过是光鲜亮丽的外衣，在大多数时候缺乏应对真实生活的实操性，当中国人在处理日常事务和残酷的生活场景时，杂糅更接地气的“土匪气”，则往往成为的不二之选。
毫不夸张的说，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好汉梦”（土匪梦），会时不时会跳将出来，支配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行为模式。
如有必要，每个中国人，都可以在梦中变成一匹战狼，杀伐四方。
即使那些现实生活中的怂蛋，也总是做着打家劫舍的好汉梦，或借助文学作品完成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。
中国人的这种小心思，中国文化的这层真实底色，在《水浒传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在政治学者萨孟武看来，这群所谓的“梁山好汉”，其社会属性就是如假包换的“流氓集团”。
这里要注意的是，“流氓”一词并非对这帮草寇的刻意贬低，而是对其社会阶层的真实描述——他们是游民阶层。
诚然，《水浒传》中不乏军官、官吏，甚至还有卢俊义这样有名望的富豪士坤，但其中坚力量及组织方式，皆源于游民阶层及其文化。
游民阶层及其文化是解读中国文化的关键之处。
游民是怎么来的呢？游民文化又有何特点呢？
如果说西方文化是在中世纪后期孵化而出，那么塑造中国文化的关键期就是“唐宋之交”。
中国人对社会的认知，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，在这个时期成型、固化、深入骨髓，直至今日依然在左右与决定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开启这个关键期的标志性事件，就是发生在唐中期的“安史之乱”。
提到“安史之乱”，大多数都知道它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。其实，“安史之乱”背后的影响和意义远不止于此。
“安史之乱”给唐朝的社会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改变：
一是彻底打散了隋唐以来的豪族社会，历经五代十国的进一步加剧，从此开启宋之后的平民社会；
二是中原人口的避乱南迁，极大促进了淮河流域和江南地区的技术跃迁，江南迅速取代中原成为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区，产生了新的经济资源。
有多重要呢？大诗人韩愈就说过，晚唐时期，江南所提供的税赋，占了天下税赋的十分之九。
而平民社会和新经济资源，又反过来让皇权有足够的财政和资本对抗豪族，从而终结了豪族社会，让豪族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，不可逆的走向了皇族（包括附庸于皇权的士大夫阶层）——平民的二元结构。
而游民阶层就是在这个时期，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，成为了塑造中国人文化底色的主力军。
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会开始混淆两个概念，他们会恍然大悟到，没错啊，战乱大灾之年，可不是人民会流离失所，成为“流民”吗？
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：“流民”和“游民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
很多人，甚至包括不少作者也把这两个概念混用了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
暂时流离失所的“流民”，不一定会最终变成“游民”，他们一旦找到可安身之所，又会开始务农或从事各种劳动。
而“游民”是指那些明明没有丧失劳动能力，却主动放弃劳动，选择不务正业的这部分人群。
这部分人群有多大规模呢？
南宋有一个叫陈世崇的诗人就曾经说，临安城里靠诈骗为生的游民就达几万人之多。
同样是因为避乱南迁，和“永嘉之乱”豪门组织南逃不同的是，“安史之乱”的突然发生，让中原地区的豪族没法成建制的组织起来，只能零散的南逃，逃到南方后，自然而然就不可逆的演变成了平民社会的形态。
而豪族社会的消失，晚唐以及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，导致人们很难跟以往一样，固定在一个地方务农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，慢慢就习惯了无固定职业和冒险的生活。
甚至，五代十国的不少开国皇帝本身就是游民出身，不知不觉也对人们形成了示范效应。
举个例子，后周太祖郭威就是个游民，年轻时就不愿从事生产，只喜欢舞枪弄棒。他有一次在集市上游荡，遇到一个屠户给他挑衅说，大家都说你胆子大，你敢杀我吗？结果，谁曾想，郭威立刻就拔刀把他杀了，集市上围观的人都吓坏了，他却面不改色。
这种做派和行事方式，是不是像极了梁山好汉？
久而久之，人们渐渐不认为游民的生活有何不妥，反而会随着这个阶层的壮大而配合上符合这种生活方式的伦理观念，并加以美化。
所以，即使在北宋建立，社会稳定下来之后，依然有着很大一部分人主动选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成为游民。游民阶层也渐成气候，成为宋朝之后中国社会结构中，举足轻重的力量。
同时，宋朝因为朝廷对社会的管制相对松散，“不抑兼并”的土地政策，导致各种经济要素的飞速发展。
同时，宋朝还打破了唐朝城市“坊”和“市”的严格区分，把居民区和商业区融为一体。
所有这些改变，都让宋朝的市镇经济极为发达，也给游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安身立命的空间，反过来又促进大量游民涌入城镇，宋朝蔚为壮观的游民阶层就此成型。
历史讲完，回到《水浒传》。
我们为什么说《水浒传》伟大？
其实并不止于其文学价值高，施耐庵文字本身的瑰丽精湛，更在于，在这部文学名著里，我们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脉络，洞察到了中国人灵魂结构里最深层的密码。
当我们在看待一个事件，要对外界事务做出价值判断和应对时，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
读完《水浒传》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都是一个个的游民，游民文化在决定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和行为模式。
我们一听到“替天行道”、“杀富济贫”就会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无限革命激情，我们一听到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”时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，挥臂急呼......
嘴巴会骗人，身体很诚实，嘴巴上的儒学、道家不过掩人耳目，真正支配中国人灵魂的其实是游民文化。
作为游民文化研究的泰斗，著名学者王学泰在总结“游民文化”时说，游民的思想意识里有两个关键词：
义气和平等。
这两点也是游民的基本组织原则。
他们并不依靠家族序列、亲缘关系和儒家规范进行组织，而是靠行走江湖的“义字当头”和“仗义疏财”，通过拉帮结派、有福同享、有难共当的兄弟义气组织在一起。
梁山兄弟们不近女色，不重血缘，用“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大秤分金银”的朴素政治平等去实现经济平等，通过反抗社会，出人头地，来弘扬其暗藏的价值理念。
虽然这种价值理念极为简陋，基本还处于对“乱自上作”的社会所激发出来的本能性反抗，离创建具体的政治纲领和成型的理论体系，还差的相当远。
这是因为，游民文化的传播者原本就是游民中的说书人，就他们自身的生存困境和生活环境来讲，有着相当大的局限，自然缺乏创造成体系的政治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动力和素养。
他们更多是通过“话本”这个艺术形式来美化和装饰自身所处的阶层和生活方式而已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游民说书人的话本中，主要人物已经从之前文学作品中的才子佳人，变成了行走江湖的游民。
虽然在政治理论上乏善可陈，“梁山好汉”打家劫舍、滥杀无辜的行为模式也总是和他们提出的除暴安良、杀富济贫的口号屡屡相悖，自然无法形成逻辑自洽、自圆其说的理论。
但从底层民众的接受度以及文学贡献的角度而言，这些缺陷非但不影响这些话本和故事在底层民众之间的传播，相反因为其通俗易懂和身份带入，更加容易在底层民众中得到共鸣和接受。
就这样，历经宋、元两代游民说书人不断的创作和积累，到了元末明初，经过施耐庵这样的文学天才创作加工，终于成就了这部游民文化的集大成之作——《水浒传》。
不只是《水浒传》，各种小说和演义在明清时期大规模涌现，通过底层民众的口口相传，潜移默化的塑造和影响了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心智结构，乃至扩展到全社会。
这种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，甚至被某些学者定义为“小说教”。
清代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其《正俗》中就说到：
“古有儒、释、道三教，自明以来，又多一教曰小说。小说演义之书，未尝自以为教也，而士大夫、农工商无不习闻之，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，亦皆闻而如见之，是其较之儒、释、道而更广也。
儒、释、道犹劝人以善，小说专导人以恶。奸邪淫盗之事，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，彼必尽相穷形，津津乐道，以杀人为好汉，以渔色为风流，丧心病狂，无所忌惮。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，又有此等书以诱之，曷怪乎其近于禽兽乎! 世人习而不察，辄怪刑狱之日繁，盗贼之日炽，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”
钱大昕认为，“小说教”有毒，它破坏社会风气，导人以恶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它的毒性非常隐晦，易于传播，让士农工商，男女老幼，无论是否识字的各阶层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毒害，因受众广泛，影响力甚至超过儒释道三教。
小说、演义是否有毒另说，我认为，他观察到游民文学对中国民众心智有着深刻影响的判断，无疑十分准确。
如果说，《水浒传》是一部阴暗冷峻不带情感的假托宋朝、实则元末明初犯罪实录的话，那么“金庸小说”里的武侠江湖就是游民文化在现代的一种道德升华，“江湖”被金庸赋予了快意恩仇的美学诗意。
“我有一壶酒，足以慰风尘”，仗剑走天涯的武侠形象，无疑是被刻意美化和虚构出来的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。
但就是这种被虚构出来的江湖和武侠，却能做到让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华人都接受、理解并讨论，成为全体华人的共同文化语境，除开“游民文化”的影响，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。
就如同不管西方人如何反对宗教，宗教带来的交流方式和语境，依然是他们一辈子无法挣脱的文化基因。
我们能够接受江湖，传播江湖，谈论江湖，乃至弘扬江湖，答案只有一个：
中国人都是游民的子孙，我们的精神世界由游民一手塑造，并影响至今，这是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底色。
用上滤镜是金庸笔下的行侠仗义的正面人物，暗黑一点就是破坏力强大的梁山好汉。中国人无不徘徊于这两者之间，矛盾纠葛，无所适从。时而道德感爆棚，虽远必诛；时而排斥一切道德原则，有奶便是娘。
读《水浒传》，就仿佛是在读每个中国人的人生，千人千面，却又大致雷同。
许多人读水浒读不懂，就是因为没有“游民文化”这一概念。
游民文化是对于解释中国问题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。正像李慎之先生说的，王学泰先生对游民文化的揭示，蕴藏了中国两三千年历史的谜底。而且它可能还指向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。他对于了解中国以后的社会，中国现实以及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意义。
为此，特别推荐先知书店独家好书：王学泰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。这本经典著作所阐发的“游民文化”概念，是对中国的一切现象，最具解释力的文化概念，没有之一。钱理群认为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，具有普遍性的概括和广泛的解释力。邵燕祥称，这本书是“游民学”的一个发轫之作。
张鸣：王老师这本书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，第一个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，还有我们的革命里，一些游民的痕迹。第二个就是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。
雷颐：王先生分析朱元璋很到位，游民在社会动乱中成功之后，掌握政权之后，会更加专制、集权，更加残酷。历史上形成过一种游民文化，流民文化跟特定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，后果是很可怕的。这本书的一个意义也在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，一定要从制度上让成为游民的人尽可能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。
历史有狼狈的一面，但学术界却长期忽视了游民与游民文化，而王学泰看到了另一个中国，看到了两千年中国治乱循环的一条隐秘线索，把它从历史中挖掘出来展现给世人。拿起这本书，就好比近视眼戴上了眼镜，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楚明白、毫无秘密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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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：北游独立评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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